来源：视觉中国

文/鲁政委 编辑/石东

编者按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国提出要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适应双碳目标的需要，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情况如何？如何助力目标的实现？需要面对哪些困难？

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发行新书《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创新》之际，腾讯新闻原子智库就绿色金融相关问题与其对话。鲁政委表示，碳中和打开了广阔的投资前景，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总需求，有望带动全球经济出现新一轮强劲的绿色复苏。中国绿色金融从2016年开始起步到现，经历了“From zero to hero”的变化，已成为全球的引领者。

以下为正文。

巨大的需求，需要巨大的投资

原子智库：目前中国对于绿色金融的需求到底有多大？想要达成双碳目标的愿景，在金融投资层面您认为还存在多大缺口？能够给市场带来怎样的机遇？

鲁政委：从不同机构的测算结果来看，差别很大。从需要100多万亿元到需要400多万亿元，各种数字的预测都有，很难讲哪一种测算方法更加准确。但是我想可以确认的是，需要的肯定是巨额资金，肯定是一个巨大的需求。

金融巨大的支持当然必不可少。在金融的支持里，我们要明白“碳中和”这样的转型如果从技术角度看，有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而且这个转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从现在的技术来讲，有相对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比如电动汽车、光伏、风电等。也有还在工业实验阶段的技术，比如CCUS碳捕捉技术，还有一些仍在实验室状态的技术等等。每个阶段的都有。

但即便是我们觉得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像太阳能、风能，它的消纳问题在技术上或经济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也都还在探索之中。包括电动汽车，我们认为它比较成熟了，但其实它也仅仅局限在城市里的轻量、短途运输。而对于长途、重载的运输，依然没有看到电动技术方案的大规模商用化。即便在城里开电动汽车，我们眼下也没有普遍看到充换电像加油一样方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双碳”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历史过程。按照很多历史学家，或者科技专家们的界定，目前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或者技术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英国发明和不断推广蒸汽机的应用为标志，开端大概是在1770年。第二次是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电气革命，包括汽车、电力技术的大范围使用，开端大概是在一百年之后的1870年。前两次革命都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而化石作为能源的结果，就是碳的大量的、迅速的、短时间的迅速排放。

其实，从有人类以来的钻木取火，人类的活动就与碳排放密不可分了。但为何在工业革命之前漫长的人类发展历程中，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暖并未能成为一个问题（目前控制气候变暖的目标是和工业革命之前的地表温度进行比较的），而到工业革命之后却成为了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呢。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造成了碳沉降和碳排放在时间的巨大错配，造成了地球循环能力的失衡：地球几千万年沉积形成的煤炭石油和其他矿产，却在工业革命释放的巨大生产能力作用下仅仅在几百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就被大规模释放出来了。时间上的错配导致碳排放大规模超过碳沉降，由此就造成了气候变暖。第三次工业革命必须解决这一失衡问题，尤其是要大规模降低碳排放。

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很多技术点上都有创新，尤其是在碳减排、碳中和的绿色技术上。从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的角度来讲，如果希望到2050年、206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就意味着要把过去两代技术革命的根基“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你说这个革命是不是巨大的，是不是前无古人，是不是需要巨大的投资？

当然，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曾引用过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有两个蜂群，一个蜂群只采蜜，不吃蜜，也就是不浪费、不消耗，最后这个蜂群灭亡了；而另外一个蜂群一边采蜜，一边尽情地消耗蜂蜜、吃蜂蜜，结果这个蜂群变得很繁荣。

因此，从宏观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其实最怕的就是总需求不足。比如，西方为什么在过去十几年里出现零利率？日本为什么在几十年里也出现零利率？就是总需求不足，没有需求。

我们都说人欲无厌，但居然消费者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去享受、去消费，可以去花这个钱。企业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投资，可以去赚到更多的钱，看不到比不投资、比缩减投资能赚更多的钱。这个时候经济就完了。

而碳中和最重要的一点是，为我们打开了广阔的投资前景，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总需求，从而有望带动全球经济出现新一轮强劲的绿色复苏。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资金缺口倒是次要的，因为它意味着未来更多的是机会。而这个资金缺口，也不只是靠间接融资来满足，不只是靠贷款，需要靠各类金融的融资方式来满足。这种绿色的技术处在不同的技术成熟度上，而不同的成熟度需要匹配的融资方式是不一样的，需要PE/VC、需要股权融资、需要保险机构大量参与等等。

ESG投资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

原子智库：您的新书《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创新》中也提到了ESG投资的策略与绩效，那么中国的ESG投资究竟发展到了什么阶段？面临着哪些问题？能够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哪些助力？

鲁政委：首先，从时间上看，ESG投资最早是从海外发达经济体20世纪60年代前后开始的，后来被联合国所倡导。如果和国外的发展相比，我国ESG兴起才是一两年的事儿发展时间更短（虽然十几年前国内已出现了个别社会责任基金）。

其次，从目前在ESG的评分使用方法上看，我们的策略相对比较简单，主要还是排除法，国外目前已经发展出了六七类投资策略。最后，就是我国ESG投资的渗透率也比较低，也就是ESG基金相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基金比重是多少呢？资金规模可能有30%左右。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我们还处在起步的阶段。

国内甚至还有些方法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什么叫ESG。我记得之前有新闻报道《ESG基金频“醉酒”》，说的是国内很多ESG基金配了比较多的白酒。其实，ESG早期的起源，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达经济体，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那个时候社会是一个颓废的社会。一个民间组织就呼吁，大家的投资要能够对社会更负责任，所以就规定ESG的投资或者责任投资不可以涉及麻醉品，不可以涉及对人和社会有害的东西，包括麻醉品、毒品、色情、军火等等。在我国，现在居然还有《ESG基金频“醉酒”》这一说，想想这怎么回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

低碳或零碳不是现有企业的末日

原子智库：在碳中和的背景下，高碳的企业需要把自己转化为低碳或零碳的企业。如果不能够及时转化的话，可能会引发一定的金融风险。这类风险应该如何去规避呢？

鲁政委：你刚才说到的“不能够及时转化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碳中和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的过程，从2020年算起，如果指向2060年，大数是有40年的时间。这40年的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让高碳的主体明天就不存在了，或者明天就变成零碳。

为什么呢？倒不是因为成本的考虑，最主要的是有些大规模商用化的技术也还没出来，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们。也就是说，碳中和是人类的一场伟大的实验，一边走，一边进行技术发展和完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家要始终保持开放与进化的心态。无论现在占据了什么样的市场地位，始终要知道，你所在的行业、所在的企业需要面向碳中和持续地演进。演进的方向，就是节能、降耗、减碳。要在保持主体的经济性和财务可持续性的条件下，持续加大这方面的投资。我觉得如果企业这么做了，其实就是安全的。恰恰最近几年，高碳行业的盈利比较好，他们的财务也变比过去更稳健，这使得他们有能力为低碳的未来进行投资。关键是企业自己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企业在碳中和的背景下如何不被消灭？总结一下，有几点很重要。第一，企业要保持经济性，经济性就是产品要有竞争力；第二，要保持财务可持续性，也就是财务要稳健；第三，要在这样两个前提下，做到持续地对节能、降耗、减碳进行投资。

“From zero to hero”

原子智库：目前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在新书《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创新》中也提到其构建与发展。那么在您看来，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哪些关键性问题？

鲁政委：从2016年到现在整个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即使是放到全球来看，也称得上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外国人的话说，经历了一个“From zero to hero”的变化，直接翻译就是“从零到英雄”。也就是说，我们从啥都没有，最后一跃变成了引领者。

绿色理念最早产生于西方，主要来自于民间环境保护的运动、意识和思潮，不是政府主动推动的。因为民间有了这种诉求，当诉求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包括银行家、金融家觉得不能再忽视这种诉求，需要进行调整。就是以这种方式，发达国家的绿色金融走到了现在。发达国家比较有影响的绿色金融，有很多是NGO（非政府组织）牵头的，很多有影响的NGO在中国也同样拥有影响力。

但是我国并不是这样。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特色就是有顶层设计，从一开始就出台了绿色金融发展的六部委文件。有了六部委的文件，随后就出标准，比如国家发改委出台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然后以《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为基础，讨论各种绿色信贷标准、绿色债券标准等。有了这些，再去鼓励、引导、考核相关主体，特别是金融机构，共同推进绿色事业。

但是国外不是这一套，类似于标准不明确这种事在中国或许可以这么讲，但是在国外就很令人困惑。因为这本来就是从民间、从NGO发动起来的，政府只是顺应了这个过程，所以根本不需要政府出什么标准。NGO是什么标准呢？就取决于谁家影响大，认可的人多，追随者多。在海外有几个NGO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这几个NGO的标准是不是完全一样？也不完全一样，也还有很多小的标准存在，所以很难讲是不是一致。

后来，大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9年欧盟委员会开始学习中国的方法，也开始出产业目录，也就是可持续产业目录。这就说明中国开始引领绿色发展，国外也开始学习我们的好的做法。

走到现在，绿色是一个大口径的概念，国际社会越来越聚焦于应对气候变化，就是所谓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越来越着眼于碳中和。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如果按照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如果希望到本世纪末全球升温不超过2度，那就需要在2070年代之前要实现碳中和。如果希望升温不超过1.5度，那就需要在2050年代之前要实现碳中和。

按照IPCC的说法，如果全球升温超过2度，就会出现地球完全紊乱，人类难以生存的情况。最好能够控制在1.5度以内。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怎么才能有效控制碳排放？各个国家都要按照《巴黎协定》的自主承诺。不强迫，但是要跟国际社会说明到什么时候减到什么水平。虽然这个目标是各国自己承诺的，但一旦承诺就会变成有约束力的目标，一定要做到。

所以还要有监督，比如每五年要披露一次执行情况。另外，要看到实现的路径，大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关于碳减排的统计和透明的披露。现在在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领导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发起了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共同合作组建的工作组，将推出一套关于碳标准核算可披露的模板。

最终的目标要实现，各国企业最后披露出来的财务报表总体上是可以横向可比的。在我国，与ESG相一致的监管部门也在推动鼓励上市公司更多地披露相关材料，以便让外部的ESG评分有更多的资料或信息可以获取。

原子智库：其实您刚刚的回答，也解答了我下面的问题——国外和国内，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是自上而下的。那具体来说，中国还应该有哪些努力的方向？

鲁政委：客观来讲，在不同的领域还是有非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相对于前两次技术革命或工业革命脱胎换骨的变化，现在绿色革命才刚刚起步，当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比如，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显然需要多种融资方式支持碳中和的愿景。现在看到融资规模最大的是绿色信贷，绿色信贷在目前所有绿色融资当中的占比大概有九成多。但实际上技术发展有不同阶段，信贷并不总是最匹配的融资方式，还需要PE、VC、保险或其他长期的资金投资，也还需要权益投资，需要多元化的融资方式。

总体上，从更加适合于绿色融资发展的角度，跟国外严重不同的是，我国的保险在绿色金融领域应该还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绿色金融市场本身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从大的市场来讲，绿色金融不只是股、债、汇，其实也包括保险市场、商品市场。商品市场就是大宗商品，按照现在的技术，大宗商品基本上都是高碳排的。显然未来需要有新的发展，就是高碳排的东西要变成低碳排。而且为了适应未来的碳中和时代，会出现很多新的、我们过去没见到的大宗商品，比如硅、稀土等等。

同时，在现有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上，其实还有许多新的金融市场，比如碳市场、电力市场、天气期货市场等等。

在所有这些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信息的披露都很重要，包括价格的形成也很重要。未来电力市场化的建设和更加市场化价格的形成，也就是电力的体制机制改革，可能是未来值得高度关注的重点，我觉得远比其他的重要得多。因为像新能源的消纳，很大程度上就是电力市场的改革到底能不能有效激励、提高消纳的水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光伏和风电发电成本再低也不行。

原子智库：在您看来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除金融手段外，还需要哪些改革配套措施？

鲁政委：我觉得很多技术，不只是在中国，都需要一边发展一边突破。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假定成本不是问题，融资不是问题，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碳中和的技术？其实全球都是这样，这需要依赖自然科学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声明:本网站所收集的部分公开资料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也不构成任何其他建议。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